当年《延安一月》洛阳纸贵，是不难想见的。

新民晚报创刊95周年之际，奉报社之命，筹策老社长赵超构先生的手迹展。“林放不老”这个主标题，很快就定下来。展览副题，则有所改变，由“赵超构手稿手迹展”，改为“赵超构手迹暨《延安一月》出版80周年展”。展览也相应增“延安行”一章，因为有珍贵的重庆版《延安一月》。

渝版《延安一月》有几个版本？

左起:重庆初版、再版、成都印再版、重庆三版《延安一月》 图/李天扬

“林放不老”展的第一件展品，是严建平老师提供的赵超老题赠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沈毓刚的《延安一月》，为1946年上海版，而《延安一月》最早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的。在上海图书馆和几位藏家的支持下，我们集齐了《延安一月》的初版、再版和三版。

当再版、三版摆在我们面前时，一个疑问出现了。两个版本的版权页，竟然是矛盾的。再版的版权页上写:“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，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再版”，而三版的版权页则道:“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，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再版，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三版”。也就是说，再版时间对不上了。那个封面跟一、三版不一样的再版说，出版于1945年1月，但三版却说，再版于1944年12月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把这个悬案放在一边，经请教民国版本专家，认定重庆版从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，出过三个版本，我们集齐了。

当三个版本的重庆版《延安一月》放进展柜，作为策展人，我心情颇为激动。因为这是它们首次同时公开展出。当时没想到，更为激动人心的事，半个月之后还有。

“林放不老”的展期，原定只有两周，即9月9日至9月22日。这么多费尽心力集于一堂的文物，仅14天，就要各奔东西，太可惜了。在一片惋惜声中，有关方面决定延展，延期至10月30日。

延展自然是大好事，但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，要跟借展的单位和个人一一打招呼。其中，有一件展品，既珍贵，又特殊，就是《延安一月》的重庆版初版本，借自上海图书馆。我们随即跟上图联系，希望能够延长借展日期。上图方面经研究答复说，可以延长借期，但按规定，上图文物借展最长是一个月。这样一来，到10月上旬，也要归还了。我曾听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副馆长张霞说，他们馆藏也有《延安一月》初版本。我想，何不按时归还上图的，把新闻出版馆的替上？

我马上找到张霞，说了这个情况。馆领导们一致同意，马上布置，从库房调书。

我和张霞来到展厅，等候初版《延安一月》。不料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藏品部同事竟然拿来了两本《延安一月》，一看都是重庆版的样子。一本颜色浅，红很淡；上图那本，也淡。看起来，初版本颜色淡，不是保存原因，是本来就印得淡。另一本颜色深，红很正。当两本书放在面前的一瞬间，我马上想到了那个悬案，急着说:“打开版权页！打开版权页！”一打开，果不其然，淡红那本写:“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”，正红那本写:“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，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再版”。啊！真的有1944年12月的再版本。原来，《延安一月》竟有两个再版本。

1944年11月初版、1944年12月再版、1945年1月再版、1945年2月三版。过一个月就加印一个版，当年《延安一月》洛阳纸贵，是不难想见的。

1944年首发连载《延安一月》的重庆《新民报》

我应《新闻出版博物馆》馆刊之邀，写了“策展人手记”，因为这次稿约，我结识了馆刊编辑周祯伟。渝版《延安一月》的版本问题，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仔细作了鉴别，提出了深具说服力的见解。

细心的周祯伟首先发现了1945年1月再版本版权页上，有一行被我忽视的小字:“印刷者 南京新民报成都社印刷部”。1944—1945年间，《新民报》有重庆和成都两个分社，赵超构的《延安一月》就是分别在《新民报》重庆版和成都版上连载的。二地应该都有印刷部。这样一行关于印刷地的信息，另外三个版本是没有的。周祯伟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细小的区别。这一版版权页上的书名是“延安一月全册”而另三版则都是“延安一月一册”。他据此提出:“之所以有两个再版，因为一个是重庆印，一个是成都印。”因此，重庆印的三版版权页的表述并没有错。我们不妨把1945年1月的再版称为“蓉刷再版”。这个发现，同时也解答了为什么“蓉刷再版”从封面、版权页到内页与其他三个版本有诸多差异。因为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版本。那么，《延安一月》在成都一共印了几次呢？从目前看，只有再版一种。

重庆再版、成都印再版版权页?? ?图/李天扬

那么，为什么连几位民国版本藏家也只知道三个版本呢？我们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权威信息。北京图书馆编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版《民国时期总书目(文学理论·世界文学·中国文学)》一书中关于《延安一月》重庆版，有如下表述:“重庆 南京新民报社 1944年11月初版，1945年1月再版，1945年2月3版 有木刻插图 252页 32开(新民报丛书)。”这，和我们以前得到的信息完全一致。

几天之后，我们在另一本书中找到了更为权威的说法。这本书，是《〈新民报〉春秋》，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，陈铭德、邓季惺、赵纯继、曹仲英、陈理源等编著，1987年12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。陈理源先生，曾任《新民报》重庆社总编辑，书中有他《重庆〈新民报〉史话》一文，文章专门道及了《延安一月》的印刷情况:“此书1944年11月出版，很快销售一空。1945年3月中旬，就重印三次，另由成都《新民报》社重印一次；抗战结束后不久，上海又重印一次，日本也有译本出版。不胫而走的盛况，是当时出版物中少有的。”按陈先生的表述，重印了三次，是不是还有1945年3月的四版呢？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

重庆初版、再版、三版、成都印再版、上海版、日译版，这六个版本的《延安一月》，汇集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厅，汇集在“林放不老”展，是我们对这本出版了80周年的传世之作的纪念和致敬。

渝版《延安一月》是用什么纸印的？

赵超构题赠沈毓刚《延安一月》

叶圣陶长子叶至善在回忆录《父亲长长的一生》中写道:

“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新书是《延安一月》，赵超构先生以重庆《新民报》记者的身份，去访问了一个月回来写的。我们家一听说就买了一本，除了祖母和三午，都读过了。如今至诚‘远游’有了眉目，又都重读了一两遍，至诚不久就要到这个崭新而陌生的环境中去了，他将要学些什么做些什么呢？总之是难以描摹的别一个世界。二月廿一，父亲带回来一本浏阳纸印的《延安一月》，说是赵超构先生送给他的，给了至诚作为远游的纪念。这个版本在当时的大后方，纸质和印刷都称得上精品，不知在现代几位藏书家的玻璃柜里，可有保存的？”三午，是叶至善的儿子，当时只有三岁。至诚，即叶圣陶次子叶至诚，当年有赴解放区之动议。从时间上推算，赵超老送给叶圣陶先生的书，应该是1945年2月的三版。叶至善书里的这段话，有几个重要信息:一、赵叶二位在抗战时就颇多交往；二、《延安一月》是“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新书”；三、印制渝版《延安一月》的“土纸”原来叫浏阳纸。

以上三点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最后一点。叶至善写书时，是2004年，已经到了暮年，距《延安一月》出版，整整一甲子，他怎么会记得书是用浏阳纸印的，甚至记得赵超老送书在某月某日呢？叶至善是一位非常严谨的编辑家，不会乱写。究竟是他清晰地记得往事，还是有所本？检《叶圣陶日记》，1945年2月21日，他记道:

“十一时，至小天竺楷元家，应其招饮。天气晴朗，与楷元入附近人家果园，梅花方盛，望而怡然。既而何文龙、赵超构到其家，遂进餐。赵超构为《新民报》记者，去年往访延安，其所著《延安一月》，近颇为人传诵也。慕名已久，得会甚欢，承赠余浏阳纸本之《延安一月》一册，较前所见者清楚得多。”果然，叶至善写书时，手边有父亲日记作参考。此条日记更清楚地表明，1945年2月21日，是赵超老和叶圣陶先生初次相会。

这里聚会的主人“楷元”，应为王楷元。王楷元，1909年—1980年，名嗣曾，笔名万柳，湖北黄陂人，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，既是作家、编辑，也是一位报人，曾任《大公报》记者，1943年至1945底，任成都《新民报》社资料社主任兼副刊《出师表》编辑，在《新民报》上开过专栏。

1937年，王楷元就职于开明书店编辑所，与叶圣陶为同事。二人于1944年于成都重逢，过从甚密，一两年间，“楷元”在《叶圣陶日记》里出现了70多次。应王之约，叶圣陶为成都《新民报》晚刊撰写了《七七周年随笔》《双十节随笔》《吃空额》等时评。1945年，王请叶为新出版的成都《新民报》日刊写专栏，每周两三次，主要谈论教育问题。叶圣陶在重庆《新民报》副刊上发表了帮助青年写作的系列文章。叶王二人还一起参与慈善活动。叶圣陶1944年9月30日的日记有记:“楷元来，以《新民报》馆代收之援助贫困作家捐款四万数千元交余。余即走访翔鹤，以此款交与之。”“翔鹤”即陈翔鹤，1901年—1969年，重庆人，作家，抗战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常务理事。

不承想，在《叶圣陶日记》里，有这么多关于《新民报》的资料。日后当细细研读。

赵超构延安采访时获赠的羊毛垫与羊毛毯

而赵超老和叶先生在王楷元家初识之后，一见如故。据叶日记载，仅仅四天后，即2月25日，二人就一起在叶宅喝酒聊天了:“十一时，至店中，少休，即至宴宾楼，应房东张小留招饮。开席未久，二官来言，楷元偕赵超构来访，因辞谢而归。听超构谈延安杂事。三时，偕出逛旧书肆，楷元、超构皆有所得。仍共返余家，留二君饮酒。酒系小墨友人所馈，为上好绵竹大曲。又有广汉之熏兔，牧野所赠之鱼，以为下酒之物。到夜，二君乃去。”这里的“小墨”，即叶至善。“牧野”，即厉歌天，笔名厉国瑞，妻子为叶圣陶女儿叶至美，抗战时与岳父联合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会刊《笔阵》。有儿子女婿提供的好酒好菜，虽然在艰苦的大后方，但叶圣陶也可以跟老友新朋开怀畅饮一番了。

回过头来再说浏阳纸。这种纸为湖南浏阳张坊镇生产，其历史可上溯至宋元，清乾隆年间，被朝廷纳用，始有“贡纸”之谓。查《浏阳县志》，有如下记载:“民国13年，从业89950人，年产纸7445吨。”“民国14年，张坊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分别建公益社、消费社，土纸生产鼎盛，武汉、长沙、衡阳等地客商在此设纸庄30多家，年输出纸1400吨。”看起来，浏阳纸运送到各地，是有历史的。但是在抗战期间，物资运输成本极高，要从沦陷区运纸到蓉渝大后方，有没有可能呢？仍据《浏阳县志》载:“民国33年，日寇盘踞浏阳，全县造纸业仅剩3000余人，产纸1900余吨。”这就只剩下原来的一个零头了。印制《延安一月》的浏阳纸是不是浏阳运来的呢？检得《祁阳文史》第18辑中《祁阳县农业志》载:“湘报纸用瑞香加白料制成，用于印刷报纸。因从浏阳引进技术，故名浏阳纸。纸宽0.6米，长1.3米。”如此推断，抗战期间，在大后方，印刷报纸和书籍的应该是用浏阳技术生产的“湘报纸”，即“浏阳纸”。在抗战期间重庆出版的书籍的版权页上，时常可见“渝版浏阳纸”的字样。叶圣陶先生作为出版家，一眼可知《延安一月》是用浏阳纸印制的，完全合乎情理。

这次展出的四个渝版《延安一月》，纸张都发黄发脆，品相远比一年后的沪版《延安一月》差。但从叶至善的回忆来看，也许，在80年前，刚刚印出来的《延安一月》，真的特别漂亮，是“精品”呢。